代孕女性备孕中的“禁”与“和”需要注意什么?

  代孕最容易产生的纠纷,就是谁是孩子的妈妈这一大难题。如果法律条文在这方面存在漏洞,很容易导致伦理冲击和社会阶层矛盾激化。

在现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基础上,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新增规定:禁止买卖精子、卵子、受精卵和胚胎;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。对此,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时,多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建议,对于代孕不应一棒子打死,禁止代孕可改为规范代孕。
  代孕问题牵扯到方方面面因素,绝不仅仅是禁和解的问题。事实上,即便在世界范围内,各国对代孕这种生育方式选择权都颇为慎重,法国1991年和1994年两次立法,以生命伦理为由全面禁止一切代孕,瑞士、德国、西班牙等大多数欧陆国家也采取了类似做法。
  代孕最容易产生的纠纷,就是谁是孩子的妈妈这一大难题。如果法律条文在这方面存在漏洞,则很容易导致伦理冲击和社会阶层矛盾激化。对此,许多允许或部分允许代孕的国家设立防范性法律条文,以尽量减少这方面冲击。比如,澳大利亚立法将代孕妈妈视作孩子合法母亲;日本则立法规定,只有亲自生产的孩子,才能被认定为亲生子女;而美国则通过1986年斯特恩-怀特海德案例的判决(斯特恩夫妇获得孩子监护权和抚养权,但代孕妈妈怀特海德被法庭允许每周探视),事实上承认了代孕妈妈对其所生子女的部分母亲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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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人在生育层面上不应该被视作无生命、无感情的纯商品,代孕妈妈的人格、人权同样应受到尊重、保护和考虑。将商业代孕和人道代孕相区分,禁止前者而允许后者,是许多国家采取的现行政策。但是,即便在那些社会发展程度更高的国家,仍普遍存在借人道代孕之名,行商业代孕之实的做法,并引发许多负面效应。
  在中国当前社会实际情况下,人道代孕和商业代孕如何界定?开放人道代孕会否导致实际上的商业代孕被包装成人道代孕?甚至,人口买卖、多妻纳妾等丑恶现象,会否以人道代孕为掩护招摇过市?这些问题,不得不慎重考虑。
  深圳代孕不能否认,代孕在商业社会中必然引发一些利益纠纷,法国、美国都曾发生过借代孕谋求落地国籍或遗产继承纠纷的案例。而在我们国内,户口、拆迁补偿、房产分割、遗产继承权等,至今仍是民事诉讼的老大难,而代孕现象的普遍化,势必令这一原本棘手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。
  由此看来,代孕不仅仅是生育问题,仅执著于禁和解,是不足以应对随之产生的一系列伦理、社会、法律和经济利益问题的,不从这些方面和领域通盘考虑,不论禁或解,都可能造成难以预估的后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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